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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壁那对年轻人。她这样称呼我们。我笑了，挺不好意思的，并纠正她说：我们是两口子，孩子们还小，但我们可不年轻了。

今年，我们俩都年到半百，也许因为身后跟着四岁的孩子，再加上神色犹豫，或不怎么严肃，人们常认为我比实际岁数年轻，少则几岁，有时——哪天运气好——多则十岁。再过几周就是我50岁的生日了，我在想，与其纠正我的邻居——54岁，两个孩子都成年了——我是不是该保持沉默。演员隐瞒自己的年龄因为他们不想总演同一类角色。也许我也不想让别人对我形成固定印象。再说谁有必要知道你的真实岁数？

招聘人员不必知道，一位朋友告诉我，尽管她知道他们可以把你领英(LinkedIn)个人资料上的点点滴滴串联起来，大胆地做出八九不离十的猜测。甚至管理人员也不必知道，他们认为一旦你年过40，你的行为方式就定型了，你会缺乏活力，并且会因为照顾孩子而无法专心工作。

或许就连同事也没必要知道，他们会根据你的年龄认为你有些缺点。一份工作做得太久，你就是个守旧的家伙。老换工作又显得不太可靠，甚至与年龄不符。在上了50岁的人中，我不可能是唯一一个认为初级工作有吸引力的人，因为我已经年长到能理解并享受那些我曾不屑去做的事情。但世人认为你应该给年轻人让路，而不是试着抢走他们的工作。

我怀念的是那种不稳定性——一种因为这场新冠大流行有增无减的感觉。如果存在一个理想的年纪，我会认为是35岁，足够年轻还有潜力可挖，足够年长不易被困难吓倒。然而，不管我处在什么年纪，对于我想做的事来说——泡吧，找刺激的工作，要孩子——总是错误的年纪。

多年来，我一直带着某种程度的怀疑审视着那些按照正确的顺序、在什么年龄就做什么事的人——毕业后实习、二十多岁结婚、三十出头生子。他们的灵魂中到底缺失了什么，让他们能够以如此刻意安排的精确度击中每一个人生目标？而我又是唯一一个搞乱顺序的人吗？

每个年龄段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伪装。十几岁时，我假装对不知名的独立乐队感兴趣。现在，我假装对内心世界感兴趣。因此或许我应该假装自己是35岁，告诉自己我就是这么年轻，而且绝不主动透露年龄。毕竟，这不是主动说谎；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只是没有提及或未去纠正。只是让实情有点模糊罢了。

但虽然我觉得自己可以冒充年轻人，或许也能迷惑那些与我同龄或比我年长的人，但真正的审判者，即年轻人，他们能够发现真相。比方说，我工作没那么狂热了。我不会像我的孩子们那样，从床上跳起来，在楼梯跑上跑下两趟，就为了消耗掉清晨的兴奋。他们知道我的实际岁数。

还有其他表征。音乐实在太吵了，我一边对他们说，一边把广播一台(Radio 1)他们喜爱的流行音乐关小，一边试着将频道调回广播四台(Radio 4)的对话节目和纪录片。我看着那些换场子喝酒的人，想知道怎么有人会离开一家酒馆的绝佳位子，去另一家可能找不到好位子的地方接着喝。抛开正常时期晚上和朋友出去玩不谈，现在二级封锁的规定是什么来着？每张桌子限六人就餐，并且要在晚上10点前结束。

年纪渐长也有好处。很多有关家庭、事业、子女的重大决定都已做出。这里面有种安全感。能活到当下也有些神奇。正如我儿子所说，大多数恐龙只活到50岁。那样看来，为年纪大难为情还挺可笑的。

我曾在西非参加过一场聚会，在场的重要人物没有一位会和我说话，当时有人跟我说，50岁前没有人会把我当回事，只有到那时，我才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。这个世界，至少是欧洲，正在变老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还没与现实脱节。我是一个正在增长的群体的一份子。也许我终于属于一个受关注的群体了。

尽管如此，步入老年群体的恐惧还是很难摆脱。我总是讨厌在调查表上35至44岁一栏打勾，而不是听起来更有趣的25至34岁一栏。正如我总让自己在正确的年龄框里打勾一样，我无法让自己在年龄上撒谎。我没有心机或精力使这个假象维持很久。可能是因为我在变老。我真希望面向50岁以上人群的、更便宜的Saga保险(Saga Insurance)能弥补这种巨大的失落感。可我不确定它可以。

奥尔拉•瑞安(Orla Ryan)是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东与非洲新闻编辑。

译者/偲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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